。”

“那就利用这几天。”我说，“让岩弄保持联络。刀孟那边能拖几天就拖几天。”

通牒时限越来越近，边境的摩擦也越来越频繁。

十二月中旬之后，缅军的侦察小队几乎每天都会越界。有时是个人，有时是十几个人，沿着江岸试探北岸的防御阵地。北岸的哨兵按照命令没有先开第一枪，但每一次越界都会鸣枪示警。枪声在江面上回荡，传到两岸的丛林里，惊飞一群群的水鸟。

王涛在作战室里把每一次摩擦都标在地图上。三天后，地图南段已经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红色标记。

“他们在摸我们的阵地。”王涛说，“哪一段有雷区、哪一段有机枪火力、哪一段防线薄弱――他们在一点一点试探。”

“那就不让他们摸清楚。”我看着地图，“南岸的獠牙观察哨，能不能破坏他们的侦察？”

“可以。獠牙已经派人去了，在南岸的丛林里打游击，专门打缅军的侦察小队。但这也只能拖延，不能阻止。”

十二月二十五日，通牒时限还剩下五天。我坐在办公室里，手里捏着一份电报稿。这份电稿已经在抽屉里放了三天了――是一份和谈提议，通过泰国和联合国观察员转交仰光。

黄翔坐在对面，等了我很久。

“还在犹豫？”

“没有。”我把电报稿拿出来，“发出去。让他们知道，澜沧愿意谈。但他们不一定会接。”

“不接的话――”

“不接的话，全世界都知道是谁拒绝了和平。”

电报通过泰国转交，又通过联合国观察员渠道递送。两天后回音到了――非常简短，只有几句话：“缅甸政府不承认所谓‘澜沧当局’的合法性，不与分裂政权进行任何形式的谈判。”

我把回电看了一遍，放进抽屉里，没有多看第二眼。

通牒到期前两天，十二月二十九日晚，始光广播电台播出了我的讲话。

讲话不长，十分钟左右。我坐在话筒前面，面前摆着一份稿子，但大部分话没有照着念。

“各位同胞，我是王益烁。今天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――缅甸政府已经向我们下达了最后通牒，要求我们解散武装、接受管辖。我们已经拒绝了。战争可能就在眼前。”

“我知道你们很多人害怕。害怕打仗，害怕失去刚刚建好的房子、刚刚分到的土地、刚刚安顿下来的家。我也害怕。没有人不怕打仗。”

“但有一件事比害怕更重要――我们花了十几年时间，从野人山的死人堆里爬出来，从兰姆伽的泥地里站起来，从萨尔温江的战场上打出来。我们有了自己的国家。虽然这个国家还很小，虽然世界上还有很多国家不承认它，但它就在这里――它是我们亲手建起来的。”

“缅甸要打，我们就奉陪。他们想打多久，我们就打多久。但有一条――我们不会后退。后退一步，之前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。我们不能再回到那个没有名字、没有身份、寄人篱下的日子。”

“从明天开始，工厂转入战时生产，民兵开始集训，老弱妇孺分批向内地的荣军农场疏散。各部队取消休假，进入一级战备。这是战时状态。但不代表恐慌。我们只是让这个国家准备好――准备好守住它该守住的东西。”

“最后说一句――不管这场仗打多久，我都会留在这里。我不会走，不会离开这片土地，不会离开你们。”

讲话播出后的第二天，始光城里的气氛变了。

街道上，行人比平时少了很多，但剩下的人脚步更稳。工厂门口贴出了新的排班表――三班倒改成两班倒，每班十二小时，中间不休。民兵集训点设在城郊的废弃操场上，报名的人排成了长队。妇女们在居委会的组织下分成小组，有人缝绷带，有人做干粮，有人负责登记老弱妇孺的疏散名单。

华侨商会是最早行动起来的民间组织。通牒发出之后第三天，陈敬山就在商会的例会上提了募捐的事。他带头捐了一卡车的药品――青霉素、止血药、消炎药，全是托香港的关系好不容易运进来的――又捐了五十袋大米。

“各位老板，我陈敬山在缅北做了十几年生意，攒下了这点家底。以前我觉得，生意是生意，打仗是打仗，两回事。但这次不一样。”他在商会大厅里站着，“这个国家是咱们在缅北的根。根没了，咱们什么都没有了。钱没有了可以再挣，根没有了就什么都没了。”

他说完之后，会场安静了一会儿。然后有人举手：“我捐两万大洋。”“我捐布匹五百匹。”“我捐军鞋两千双――我的厂子连夜赶工。”

陈敬山后来跟我说：“主席，那天商会募捐，比我预期的多了三倍。”

普通老百姓也在做自己的